为什么美国人会认为地震不可预测？

美国科学家盖勒的“地震无法预测”是国际上一个著名的观点。他认为：地震是一种“自组织临界现象”，由于在物理学中自组织临界现象具有不可预测性，因而他们断言地震是不可预测的：“既然地震预测很困难，甚至是不可预测的，那么就应当放弃它，不再去研究它。”

1993年，美国著名的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报试验场的失败，使不少美国科学家更加相信盖勒的观点。

帕克菲尔德是美国加州中部的一个小镇。它近一百年内连续发生过6级左右的中强地震，并且地震的间隔颇有周期性，大约15—20年就发生一次。为此，美国地震科学家曾以95%的发震概率预言帕克菲尔德在1988年至1993年之间将有6级左右的地震发生。为了验证这一预言，从1985年开始，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加州政府在帕克菲尔德建立了地震预报实验场，其投资之巨大（1000万美元）、科技力量之雄厚（共邀请13个科研队所的科学家参与研究）、监测台站密度之高（台站网络为2公里×3公里，被称为“地毯战术”）都令各国的同行们咂舌相看。该实验还向加州政府紧急救援办公室作出了“6级以上地震前3天（72小时）内发出警报”的承诺。为了兑现这一承诺，他们在实验场内的6个仪器网设置了临界值（阈值）及自动报警装置，一旦数据达到临界值，便将6级以上地震的警报发出。

实验场的“预报窗”于1985年正式开启后，人们拭目以待，等待着成功的喜讯。

1992年10月20日，一次4.7级地震发生，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报实验场发生第一次警报。但是，72小时过后，预报的6级以上大震并未发生。

1992年10月26日，又发生一次3.9级地震，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报实验场再次发出第二次警报。但是，72小时过后，仍没有预报的6级以上大震发生。

美国地震界一片哗然。历时8年的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报实验场连续两次失败之后，于1993年关闭了“预报窗”。

美国加州大学教授、南加州地震中心科研部主任戴维.杰克逊和几位同事联名发表在《科学》周刊上的一篇文章——《地震无法预测》。

戴维.杰克逊等人之所以认为“地震无法预测”，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地震前兆的存在一直持怀疑态度。所谓地震前兆，是指地震之前来自地球内部的物理信息。长期以来，地球物理学家对地震前是否有前兆各执一词，有的说有，有的说无。问题的焦点很明显，地震前兆是地震预报的前提，即地震有前兆则可以预报，否则便无法预报。

戴维.杰克逊说，一次又一次大地震造成的大灾难证明，人类难以应对大自然的严峻挑战。人们能够做到的，仅仅是每当某地发生大地震的时候，把大把大把的金钱和泪水献给不幸者，人类一次又一次地交着昂贵的学费——生命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和残忍！

中国地震专家对戴维.杰克逊的怀疑态度是不足为怪的。与东方人重视事物的整体性相反，西方人则较多重视事物的内部。在地震预报思路上，与中国地震界注意对地震前兆宏观微观异常的追踪、以“场”求“源”的地震预报思路不同，美国地震界则直接把目光聚集于微观的“源”。鉴于“源”的异常很少出现甚至有时一无所有，因此很难捕捉到地震前兆。从1989年开始，国际地震学和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下属的地震预测委员会，对世界各国专家提名的37项“有意义的地震前兆”进行评审，其中只有5项被认定。

但是我们绝不能说盖勒的观点就是美国科学界或是美国政府的观点。

帕尔.西维尔教授与戴维.杰克逊是私交甚笃的朋友，但在地震是否有前兆以及能否预报的问题上却是论敌，帕尔.西维尔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地震预报事业的进展，他熟知中国和日本多个成功预报的震例，他认为 “假若有一天让我们美国人认识到地震之前真的有前兆出现过，那么，关于地震能否预报的争论便会迎刃而解。”

“够了！够了！我们无法探清地球内部的一切，也无法看清眼前的和未来的一切！”很难怪戴维.杰克逊在年会上与笃友帕尔.西维尔的激烈论战中如此歇斯底里大发作。

“亲爱的帕尔先生，现在，我奉告你的一个事实是，对无数的正论和悖论，你、我和在座所有的科学家们，都不会有真正的答案。”

中国地震界的大多数专家是坚定的前兆论者。最具代表性的是老一代地震学家傅承义提出的“红肿假说”：“地震过程可喻为生疮一样，在一大片红肿的地方，疮口面积占一个很小的比例，但在这片红肿区上，随时可能发生前兆。”基于这样的认识，中国地震界自1966年邢台地震后积累了大量地震前兆资料，此后一直重视对“红肿区”前兆的捕捉，以“场”（红肿区）求“源”（疮口），最终达到预报地震的目的，并已经多次取得成功。前兆的存在已经被中国的多个震例所证实。